wuhongfei2007.bokee.com    复制

（一）
做记者纯属偶然。2003年的10月，一个朋友受命于新京报之创刊，邀请我给文化版写专栏。后来文化副刊的负责人说，何不来做记者呢？
这个我真是没想过。但是那时我刚离开学校，在一个国营出版社不知所云地做校对，混日子。我就去面试了。很心跳。问，你有什么经验。我简直是无言以对，最后还是鼓足勇气说，我没什么经验。想当初去新华社的网站应聘,我误以为普京是一个中国女作家的笔名,一时传为系里的笑柄.我想我肯定是通不过了。最后还是做了记者，做的是据说是最不好写的人物专访。新京报的口述"个人史"，始于我，却发扬于后来的同事们。
我虽然在学校辅修过一年新闻课，也假装训练过倒三角体和“5W”，而后来清华的传播学院也是发扬光大，令人始料不及，我却没有得到它的真传。而我其实有很要命的毛病，就是有时我会很畏惧语言交流,说话不超过五分钟，就会自动走神。那时,拿着同事阿崔的录音笔,狐假虎威,所向披靡.非常幸运的是，我第一个采访对象，是三联书店的前总经理沈昌文。沈公风趣幽默，人也和蔼，用旧上海的派头，叫我“吴小姐”，但我还是紧张得有些哆嗦。打开录音笔，我便开始问我职业生涯上的第一个问题,紧接着，沈公滔滔不绝地讲了四个小时，我还在美术馆街蹭了他一顿饭,吃不完的还打了包带走。回去一整理，叫“不良老年忏悔录”，红白恋人的事情都写上了，八卦得很，而大家都赞赏沈公之放肆大胆。后来我还邀请沈公参加我们的唱片首发式。那个酒吧乌烟瘴气，喧哗嘈杂，各路人马都在，沈公单枪匹马前来，混迹牛鬼蛇神当中，他真不愧是见过大场面的，端的是处乱不惊，这个我很佩服。
我因为容易慌张，经常口不择言。比方说，和艾未未聊天，我问，请问"鸟巢"建立在长安街上你有何看法?他看了我一眼，说，鸟巢不在长安街上。我大窘,就问了一个自以为很保险的问题，艾青是你爸爸吧？他就有些讥讽地说，他其实是我舅舅。我竟然就没头没脑地说，哦，我一直以为他是你爸爸呢!

后来我和一个师姐说起此事,她大乐,说，你为什么不问他"你喜欢艾伦.金斯堡的原因，是不是你们都姓艾呀?"

但他还是没有记恨于我，率领大队人马来看我演出，一口气买了我20张碟，甩出四张大团结来。他如此大度,却不忘记讽刺我的师兄"你看他戴的欧洲表!"后来我大热天地背着乐队的盘送给他，走在路上，跟一个倒卖光盘的人似的。他还担心地发短信说：不要卖掉呀！

新京报的“个人史”，大致是受访者自行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故事。我毕竟不是安顿阿姨，不能蜚短流长。大部分学者，尤其是自然学科的，都愿意清高地谈专业，很少愿意讲自己亲历的事情——他们会觉得没有什么好讲的。比如说天文学家王绶倌，老人什么都不大愿意说，他委婉地说，报社记者都很好意，但是有时候写出的东西，让他很吃惊，不知道这个人是他自己。这样的采访，应该反复采才能做到更深入的了解。但是对于追求效率的日报来说，过于细致的工作似乎不能适合。

对我而言，事前的准备要花不少精力，必须了解他们，他们才会觉得自己被尊重，被了解，才能进一步让他们愿意跟你讲他的事情。而某些人，你要提前一个月，去耐心地说服他接受采访，如贾平凹，电话中他的口音我有些听不大懂，他就说，你看，我说话你都听不懂，怎么采访呢？我就被难倒了。他甚至不收E-MAIL，我只有亲手给他写信，写了四页纸，实实在在地，也没有吹捧和奉承，贴上邮票寄到西安，为了体现自己和报社的诚意。到后来我真的去了西安采访他，他却还记得我那些手写的信。

整理采访要还原他的语气和现场感，我最怕有歪曲，总是把几个小时的录音，从头听到尾，这个非常熬人。刚开始认真些，如果是三个多小时的录音，要听下来，并记录下来，整理清晰，要花上差不多8个小时。受访者的言外之意，你要去想，又不能通过自己的视角去说，确实有一些难度的。我平时写文章，鲜有发表，写惯了兴致所至，胡说八道，而现在居然每一句都必须小心谨慎，步步为营，真是为难了我。连发挥都不太敢，只恐以辞害义，流于轻率。

文字是多么有害啊。从小写作文，我就经常“中心思想不明确”，我也不赞成文章一定要成就一个观点，论证出什么来，因为事实上，快速地有观点，本来就是不对，因为世界上的真正的观点总是不多的。

建筑师陈志华——后者在学界，也是属于另类和低调人物，却很受推崇。他写过《北窗杂记》，《欧洲古代建筑二十讲》，风骨清朗，情理俱在，深得学生的尊重。十年来他为保护中国的乡土建筑不留余力地下乡勘测调研，其苦心，令人感动。对于历史的不公正，他始终，有着悲愤之心。但是我想，对于历史中卑微的个体，我们实际上，已经做不到真正的关心。
后来报纸所登出的，因广告占了版面，有过删节的，有些前言不搭后语，而全版的版本，被了解陈志华的人迅速转载，当成是还原得最好的资料之一。我还是有些欣慰，能够为他做一些保留的工作。
再有就是采访郑渊洁。我大概7、8岁起就读他的童话，影响我非凡。此人确实是一个妙人。这些很难写，写不好象是吹捧。后来只是忠实地记录了他说什么，到了零度还原的地步，没有太多演绎和个人的色彩。

一开始，我什么资源都没有，什么经验都没有，所以是战战兢兢地做。这和作学生时候做物理化学实验的心情，没有什么两样。我自知做得不够好，所以要诚实地向能够讨教的人讨教。这个是沈公告诉我的。他还告诉我要尽量地有包容之心。他怎么也是我的半个老师吧。

2003年11月11日，京报正式出刊。那一天是我的生日，也是俄罗斯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诞辰。他已经安息，我还在马不停蹄地采访。令我懊恼的是，据说那一天，是光棍节。

（二）
1999年秋天，组建“幸福大街”乐队。2001年底，乐队签约。2002年9月，录音完毕。然后是，学位延期，男友结婚，唱片迟发，我苟且于国营出版社，居无定所。2003年11月，《新京报》创刊，我在《新京报》，2004年4月，《南方人物创刊》，我在《南方人物》。2005年5月，唱片2万张遍布全国，印制有些粗劣。但我心满意足，如是7年过去，波澜不惊。感谢工作，容我栖身，可以劳累之余，转身再带乐队。
文字这个东西，性本寒。三年来写了47万字，我没有和别人比过，不知道多还是少。记得有一次采访作家格非，写完了几千字采访，兴致忽然来了，又拉拉杂杂地写些过往的事，当时一共写了21，000字。那个晚上，我忽然想起，老师格非说，你为什么不去写作呢？我自知天分有限，惶恐不敢应对。我想，我这个连专栏都不知道如何写的人，居然从此以笔为生，真是宿命。

做一支独立乐队，“幸福大街”，做了7年多，可是做记者才做了3年。我知道没有人关心我做过什么，所以也不强求。直到有一天我的好朋友忽然对我说，阿飞，其实你很孤独的呀。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我很孤独的。
我很早以前就知道，我天性驽钝，就算从现在开始，一刻不停地靠近音乐，恐怕也是已经是太迟了。更何况要花费80%以上的心血去谋生计。我终于不能成为音乐之门徒，怕是人力天意之不逮。而工作总归是工作。好比你多么不喜欢你的工科课程，所有的实验，你还是要一步一步完成。工作很象是一个过分严肃的朋友，经常让我诚惶诚恐。可是我依然感激我的工作。它帮助我度过自我的难关，当然也给我带来过额外的焦虑。可是谁不焦虑呢？这个世界的神经质。
我们这个世界并不缺乏聪明人。也并不缺乏观点。我只愿顾惜到人之细微处。人往往不是你所想。你必须亲见，你要抛开自我，与成见和偏见做斗争，尽量做到平实淡然，是我唯一经验。每个人眼中的世界是不同的。普林尼的《自然史》证明这一点。
恍惚就过了三年，竟然已经这么久了。我自己都想不到。我只是太懒惰了，懒得改变自身处境。到了06年的三月份，只依靠微薄的稿费为生，我过的日子是这样的：当我刚刚熟悉周围的小区环境的时候，我就要搬家了。书堆在箱子里，太沉了，有时来不及开封，就堆在了阳台。有时候到了夜晚，很是惶恐，扪心自问：这三年，没有做出一张专辑，没有写出一本象样的小说，就浪费在劳碌和奔波上，值得吗？
所谓才华，不过是风，在最年轻的时候，浪费就是浪费掉了。我用的是我最不擅长的一面，和主流接洽，努力和人们对话，是否值得我不知道，但我已经尽人事。我并非人情练达之人，访谈没有什么寒暄，也只是提些职务性的问题。有时东拉西扯，倒是令一些受访者有些疑惑呢！我曾经对一个同事说，其实我采访人的时候，经常大脑一片空白，别人说什么，我都记不住。那个同事很惊讶地说：你是怎么修炼到这样的境界的？我的所谓境界，便是在现凡俗之现实和虚渺之想象中度过的，不会坐公共汽车，忘了给电表加电，一天只吃一顿饭，永远害怕去银行和邮局，找不到洗衣店,永远不知道伤害为何物，而就在恍惚之间，完成许多五号字体。我都不忍心多看一眼。
我一直想这样给我的访谈录取这样一个名字：这个世界好一些了吗？
当别人慢慢忽视了你的原来身份，而一个记者的身份慢慢浮现，没有经过经营的人生，慢慢呈现你没有预想的景象，这个时候，你有什么资格悲天悯人呢？因为懂得寂寞，所以更怜惜别人的才华；因为承担过误解，所以会更努力去贴近他人的原意。不过是尽人力，知天意罢了。